洪浦釗觀點》台灣應提高中國惡法的國際成本

洪浦釗／大學專任教師、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

中國近年密集制定國家安全、反間諜、數據、出入境及網路監管法規。十月一日將施行的《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》，允許公安透過線上巡查、漏洞掃描、遠程檢測及現場檢查處理「風險隱患」。即使尚未構成違法犯罪，公安仍可要求採取防範措施或進行約談。中國把政治控制寫進法律，再以「依法行政」包裝公安權力。台灣要向國人說明風險，並把這些侵害權利的法律帶到國際社會檢視。

赴中警示不能取代政府作為

政府提醒國人避免非必要前往中國，是基本的風險告知。中國國安範圍廣泛、執法標準不透明，一般人很難預判哪些資料、言論或聯繫可能被認定具有安全風險。只要求民眾少帶資料、準備備用設備或避開敏感議題，等於把制度造成的危險交給個人承擔。中國國安概念模糊、公安裁量權甚大，民眾無法事先確認執法界線，也難以事前防範。政府應揭露惡法如何運作，不能把制度風險變成民眾的功課。

把零散個案整理成制度證據

中國常把盤查、設備檢查、拘留及限制出境說成個別違法事件，藉此切斷個案與制度之間的關聯。政府應建立跨部會案例資料庫，記錄當事人身分、赴中目的、執法單位、法律依據、詢問內容、遭檢查的資料及處置結果，並依職業、議題與執法手段分類。

案例累積後，可以比對公安是否反覆使用相同理由調查特定身分，辨識哪些言論、聯繫與資料容易受到政治解讀。這些資料能修正赴中警示與分眾風險指引，也能反駁中國所謂「依法處理個案」的說法，呈現惡法如何被用來擴張控制。

國人遭遇失聯、拘留或限制出境時，政府應有明確的通報窗口，整合法律協助、家屬聯繫與對外說明。沒有案例追蹤，警示只能停在抽象提醒，也無法累積反制中國惡法所需要的證據。

中國惡法影響各國企業與人民

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律也會影響進入中國的外國企業與專業人士。企業配合公安調取通訊紀錄、客戶資料或加密資訊，可能違反母國的個資與隱私規範；拒絕配合，又可能遭中國處罰。境外研究、採訪及公開言論，也可能成為當事人入境後遭到盤查或限制出境的依據。這些風險涉及跨國企業合規、學術自由、新聞自由、個人隱私與跨境鎮壓，許多民主國家都有共同利益。中國宣稱相關法規屬於內政，無法消除惡法對外國公民與跨國交流造成的影響。

讓國際社會看見惡法如何運作

台灣應將中國法規、執法方式與受害案例翻譯成外文，說明公安取得哪些權力、如何認定國家安全風險，以及當事人受到何種處置，提供國際媒體、人權組織、各國政府及國會查證。

駐外館處可以運用這些資料，說明中國惡法對企業投資、學術交流、新聞採訪與跨境活動造成的影響。台灣也可與遭受跨境鎮壓的國家交換案例，促使國際組織及各國國會追蹤中國的立法與執法。

中國透過法律替公安權力製造合法外觀。台灣應揭露「依法行政」背後的威權治理，讓中國濫用國家安全法律面對外交壓力、商業疑慮與聲譽損失，提高惡法的國際成本。